陸陸續續有所討論的無癥狀感染者，在國內疫情總體趨緩的當下，成了新一輪疫情話題的中心。

為“回應社會關切”，國家衛生健康委疾控局局長常繼樂于3月31日宣布，4月1日起，國家衛健委將在每日疫情通報中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報告、轉歸和管理情況。截至2020年3月31日24時，全國31個省份（不含港澳臺）新增無癥狀感染者130例，當日轉為確診病例2例、解除隔離302例，尚在醫學觀察共1367例。

在國家衛健委最新的第六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中，無癥狀感染者被定義為“無臨床癥狀，呼吸道等標本新型冠狀病毒病原學或血清特異性IgM抗體檢測陽性者”。“無臨床癥狀”的特點，為篩查并判斷感染者的后續變化，制造了困難；這也是無癥狀感染者在當下備受關注的原因。

概念定義看似清晰明了，但這一群體在鑒定時存在不少“模糊地帶”。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曾在公眾號“華山感染”上撰文指出，“輕癥和無癥狀往往又沒有一條絕對的分界線”，無癥狀也可能是“非常輕”、“讓患者難以察覺”的癥狀。

從2月初至今，各省市曾零散地通報過無癥狀感染者的個案調查，從中不難看出此類患者的難以捉摸。  

由于新冠肺炎的潛伏期一般在1天至14天，不少無癥狀感染者其實是處于潛伏期之中卻未明顯發病的新冠肺炎患者。因而出現在上圖中的這一情況屢屢發生：最初被歸為無癥狀感染者的案例，因臨床癥狀出現，被修改為確診病例，而此間的時間差可視為潛伏期的時長。

國家衛健委目前對無癥狀感染者的歸類方式是：不計入“確診病例”；若無癥狀感染者出現臨床癥狀，再將其訂正為確診病例。

1月至今，對無癥狀感染者的認知有什么變化？

無癥狀感染者收獲第一輪集中性關注，大約在1月中下旬。在對聚集性疫情和確診患者密切接觸者的排查中，零星的無癥狀病例被發現。

1月24日，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發表于醫學雜志《柳葉刀》的論文中，就記錄了一位10歲的無癥狀感染者，其并未有發熱、無力、咳嗽、咽喉痛、胸痛及腹瀉等癥狀，但因家中已有四人確診，父母堅持帶他做了肺部CT掃描，發現有肺炎感染，隨后又進行了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1月28日，在國家衛健委發布的第三版《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方案》（下文簡稱新冠肺炎防控方案）中，首次對無癥狀感染者做了解釋（詳見下圖），但并未說明無癥狀感染者是否具有傳染性，而對該群體的管控手段與確診病例也存在差異——在疫情嚴重且醫療資源緊張的地區，無癥狀感染者不要求強制集中隔離，而可以選擇居家觀察。

對無癥狀感染者的認知與防控，是隨著對新冠肺炎了解的深入而發生改變的。第三版至第六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相關內容的變化，反映了這一點。

也是從1月下旬開始，鐘南山、張文宏、袁國勇等多位活躍于公眾視野的醫學專家，在觀察研究病例的過程中，公布了對無癥狀感染者的諸多發現；其中的共識是，無癥狀感染者有傳染病毒的可能，會給疫情防控帶來困難，因而政府需要加強防控，而個人則需做好佩戴口罩等防護措施。這些發現也推動了官方對多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的修改，并加強了對無癥狀感染者的防控措施。  

無癥狀感染者的占比為何算不清？

盡管從1月至今，對無癥狀感染者的認知不斷完善，但其中尚未明確且爭議較大的一個信息點是，這一群體在感染人群中的占比究竟是多少。

對比國內外各類研究或疫情數據中公布的數值，根據檢測樣本量的不同，無癥狀感染者的占比也可能存在較大差異。  

造成這種差異的可能因素之一，是各地病毒檢測的力度。比如，在全球新冠病毒檢測比例最高的冰島，其總人口僅有36萬人，但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人數在1萬以上，其中約半數陽性者沒有癥狀。

同時，無癥狀感染者的臨床狀態變化，可能會使這一占比成為與“現有確診病例”相似的動態化數值。在中國的疫情通報中，若無癥狀感染者出現臨床癥狀，他們即會被訂正為“確診病例”，并排除出無癥狀感染者的分類中。

由此牽引出的另一個影響因素是，在無癥狀感染者中可能存在“偽”無癥狀感染者。如文章開頭所提，無癥狀患者可能是處于潛伏期暫未發病的患者，且與輕癥的界線較為模糊，這意味著醫療機構對無癥狀感染者的鑒別，也會影響最終的占比。

隨著對無癥狀感染者認知的進一步深入，以及相關數據統計及公開情況的完善，圍繞占比問題的爭議或許會減小。

對于普通群眾而言，需盡的努力與過去一樣，在人群密集處及特殊場所佩戴口罩，堅持勤洗手，避免過度憂慮。

“因為我們有強有力的監測系統，一旦發現（無癥狀感染者）立即隔離，同時對相關接觸者也立即隔離觀察，第一時間切斷傳播鏈的話，不會出現像第一波那樣的疫情暴發。”鐘南山在4月1日接受深圳衛視采訪時，給出了這樣的判斷。